中国为何能开创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？中国共产党为何能赢得人民的支持？中国的经验对其他国家有何借鉴意义？

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，记者采访了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、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及作家米夏埃尔·盖格尔，请他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与经验。

盖格尔教授长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，并持续关注中国的实践发展。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，他组织了多位德国专家学者，共同出版了《中国百年》（中文译本名为《点赞中国》），从哲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等多个维度剖析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。

访谈参与者：

• 郭梓云：本报欧洲中心分社记者
• 米夏埃尔·盖格尔：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、中国问题研究专家、作家

“中国正探索一条令人鼓舞的全新社会发展模式”

记者： 您为何对中国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？

盖格尔： 我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近二十载，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及发展道路的著作。中国吸引我的地方在于，它正在探索一条令人振奋的全新社会发展路径，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领域。据我所知，其他国家尚未尝试解决过如此复杂的问题。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，这不仅在精神上触动了我，也成为了我研究中国的强大动力。

马克思与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提出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，应“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”。这意味着共产党人必须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创造空间。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切实途径殊为不易，然而中国共产党以惊人的速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。如今，中国在新能源汽车、锂电池、光伏产品、人工智能、量子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尽管曾有人质疑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，但中国正以实践证明其有效性，这也促使全球学界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。

记者： 您曾指出“理解中国道路，不能局限于‘西方思维’模式”。传统的“西方思维”在理解中国道路时存在哪些误区？

盖格尔：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、历史悠久且发展迅速的大国，其复杂性和多元性不言而喻。然而，长期以来，西方部分主流媒体倾向于放大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阶段性挑战，却忽视了其取得的巨大成就。这就如同观察一瓶水，有人看到了已装满的部分，有人却只看到了空的部分。我认为，这种认知偏差与社会思维方式密切相关。西方社会更强调个人主体性，而中国等亚洲国家则更注重个体与集体的协调，以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，强调共同发展。这两种价值体系的差异，导致部分西方观察者习惯于用自身固有的经验来评判中国，因而无法洞察中国社会发展背后的内在逻辑。

记者： 您出版《中国百年》的初衷是什么？

盖格尔： 中国发生的一切，吸引着全球的目光。学界常常探讨，中国取得的成就，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？在我看来，中国的发展成就，必须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回顾中国近代史，从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、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，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、推动改革开放，再到实现国家快速发展，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。因此，要理解中国，就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。

长期以来，一些西方媒体习惯于抨击中国，它们似乎害怕“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游荡”。我们有责任尽一份力，从不同视角讲述中国故事，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。出版《中国百年》，正是希望提供更多元的观察视角。

“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为深刻”

记者： 许多国家都曾探索过社会主义道路，为何中国能够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？

盖格尔： 关键在于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为深刻，能够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，并以极富创意的思路处理各种矛盾。

几十年前，人们难以想象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如何能够融合。当时，欧洲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尝试协调这两种经济模式，但受制于多重因素，最终未能成功推行。中国则大胆突破固有框架进行实践，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实践突破，如今已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果。

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，任何一个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转变都需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。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，将是一个更为漫长且复杂的历史过程。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，深刻把握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复杂性，设计了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，创新性地解决了发展道路上的诸多难题。可以说，中国的实践真正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源要义。

记者： 您曾探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“投资回报率”。如今，您如何看待这一“投资回报率”？

盖格尔： 客观评价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，必须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完整历程。如今，“投资回报率”已不足以形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取得的成就，我更愿意将其比作——马克思主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催化剂，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极大地丰富和激活了这套理论本身。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，用自身经验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这是对社会发展理论的成功探索。

至今，仍有一些西方学者固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割裂开来，但中国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，两者的结合不仅是可行的，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。中国共产党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在于，它能够将当下的时代背景与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相结合，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径。中国的经验值得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研究和学习。

记者： 中国悠久的文化是否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土壤与养分？

盖格尔： 我之前提到过中国对集体的重视。在中国古代典籍中，记载了国家负责兴建基础设施、进行水利建设，并根据各地旱涝情况调配水资源，以保障整体农业生产。这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早已根植于中国人民心中。从文化层面来看，中国传统哲学，尤其是孔子的思想，强调人的责任和积极的行动。

马克思同样高度关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，他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，都将实现社会与个体的和谐置于重要位置。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，能够与中国传统思想产生对话，并在中国社会找到了独特的发展基础。

“人民至上已融入中国共产党血脉”

记者： 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之处体现在哪里？

盖格尔： 即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，中国共产党仍始终保持着清醒务实的态度，从不宣称掌握绝对真理，更不会强行输出发展模式，要求其他国家照搬其发展道路。坚持立足本国国情总结经验，并持续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，这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。

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拥有这样的思维模式，所以他们始终主动进行自我革命。作为长期执政党，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对人民的责任，以务实的精神正确应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。这种自我净化能力，既能及时清除党内的投机分子、整治腐败问题，也能让政党持续适应时代发展的全新要求。

中国共产党还具备长远眼光。中国共产党人对时间的理解与众不同，他们的思考并非以年为单位，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。这种耐心、定力和长期规划能力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记者： 您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何能赢得民心？

盖格尔： 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率之高，是西方一些国家政党“做梦都不敢想的”。一个政党能够长期、持续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，说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民的实际需求，并切实改善了人民的生活。

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群众路线，坚持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，深入人民群众之中，从人民的实践中发现问题，再将解决问题的经验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。欧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实践过于依赖理论文本，试图直接从经典著作中寻找答案，而未能充分倾听人民的真实需求。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，始终能够不断调整自身、回应人民关切，这是其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。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植于群众，“人民至上”已深深融入其血脉之中。

对于普通民众而言，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值得支持，并非依据抽象的理论，而是看自己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、未来是否充满希望。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大幅提升了生产力水平，使数亿人口摆脱贫困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支持的重要原因。以中国的减贫事业为例，我了解到，有数百万名党员长期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，他们并非走马观花，而是深入最贫困的地区，了解每个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，并寻找具体的解决方案。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普通民众的紧密联系。

记者： 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，将顶层设计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相结合。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人的“渡河”智慧？

盖格尔： 我非常欣赏“摸着石头过河”这个说法。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现代化，本身就没有现成的答案，必须一步步地摸索和验证。摸着一块块“石头”试探着前进，有时不得不及时调整，才能抵达河的对岸——这种务实的态度至关重要。

在德国，我们常说“一场比赛的结束，是下一场比赛的开始”。中国已经克服了无数困难，渡过了许多河流，前方仍会涌现新的河流，中国需要继续“渡河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或许会遇到新的问题，但中国共产党已用其百余年的实践证明，他们完全有能力应对挑战，破浪前行。

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极具远见的全球观”

记者： 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世界各国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，有哪些借鉴意义？

盖格尔： 中国不仅实现了全面小康，更为世界各国在思考新问题、开展思想交锋、探索现代化路径方面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例如，如何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资源配置相结合，这是一个全球面临的重大议题。一些极力推崇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，在当前的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，这说明市场并非万能。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始终掌握着主动权，在吸引更多外资和技术、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同时，也始终保持着发展的自主性。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，了解如何在不丧失自主权的前提下对外开放，至关重要。

中国的长期规划能力也值得学习。中国连续制定并实施五年规划（计划），公开宣布要达成的目标，并每五年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总结，根据实际进展及时调整优化规划内容，以确保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。这种做法值得各国借鉴。

记者： 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动荡，“战争不可避免论”等论调持续蔓延。中国在化解国际分歧、维护和平稳定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？

盖格尔： 在我看来，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大国竞争逻辑的道路。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，并不必然需要通过扩张和对抗来维护自身利益。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，大国可以选择和平发展道路，以克制和理性的方式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。

在当前冲突不断的国际环境中，保持战略定力、避免陷入对抗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挑战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中国始终强调划清原则底线，同时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克制，在复杂局势中努力寻求平衡，这体现了其成熟的战略智慧。这种平衡之道，也与中国传统哲学中“执两用中”、“守中致和”的思维方式相契合。真正高明的政治智慧，并非在对抗与妥协之间做出简单的选择，而是在维护自身利益与促进长远稳定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。

记者： 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提出的方案，对世界有何意义？

盖格尔： 我尤其欣赏中国提出的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。在我看来，这是对和平共处理念的进一步深化。和平共处意味着在相互尊重、互不干涉的前提下相处，而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则进一步强调，面对全球性挑战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，各国之间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，需要相互依存。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是一种极具远见的全球观，是中国共产党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的重要思想。